然而，不管世事是如何的喧嚣，却无法掩盖那些似红彗星般忽如消逝的岁月、生命，还有人们内心被大火烧伤而留下的隐痛……

　　大火是无情的，大火是没有人性的，大火是凶残的恶魔，它吞掉了包括288位学生在内的325个人，它的全名叫克拉玛依友谊馆大火……

　　当年，浓烟和烈火被迫那些无辜的生命买了飞向天堂的单程票，将他们变成了天使，飞向了天堂，飞向了一个没有大火的世界，永远也返不回人间了……

　　夜里，我常常见到那些扇动翅膀的天使……

　　是的，天使啊，天使！教我如何不想你！教我如何唤醒你！教我如何忘却你！既然回不了尘世，愿你们在没有熊熊大火的天堂里幸福地飞翔，愿你们在没有熊熊大火的天堂里找到一片净土，同时愿你们以豁达的胸襟宽容那句人间最响亮最深情最忠诚而又最卑鄙最无耻最无情的说话——“大家坐好，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事实上，领导们是先走了一步，但是并非走向天堂，而是走出了克拉玛依友谊馆的火海——“当天参加活动并且就座前排距离起火处最近的领导几十个人都成功逃生了，没有一人死亡”；他们比任何一次开会、调研、参观、慰问、指导等活动所花的时间都少。当然，玩忽职守的领导最后免不了进监狱——不过区区的几年有期徒刑算得上什么？进了监狱就可以换得回几百条命吗？他们是想，生命诚可贵嘛，用几年的高墙生活换来余生的吃饭、睡觉、看报、做爱……值！大值！十分值！一千万个值！

　　可是，伟大英明的人民公仆呀，你们是排头兵，你们是先锋队，你们更是党员啊！虽然你们像跳墙的急狗一样逃掉了那场大火，但是你逃得过天堂里三百多双眼睛吗？对了，差点忘掉了那位说“让领导先走”的共和国公民，你那张狗奴才的嘴脸和邋遢的行为，我因此而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羞辱，你身上何止有“八耻”？简直是无耻！

　　此时，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那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们不断地思索，谁的头上没有星空？那谁心中的道德定律如星空一样灿烂？那些在大火中忙着逃生而不顾别人死活以及争着让领导先走的家伙，其心中还有什么道德定律可言吗？人类的良知和道德都到哪里了？

　　我不是说做领导的不好，当然我们对人民的公仆永远都保持着一种敬意，我们最欣赏焦裕禄、孔繁森和任长霞他们，而在芸芸众生中，我更敬佩仁爱一生为人类谋幸福的徳兰修女，她说，花时间思考，花时间祷告，花时间去爱和被爱，花时间给予，花时间和善对人花时间去行善，“让我们的手在此日递给他们的食粮，让我们借有谅解的爱，给予和平与喜悦”我们仿佛看到了人性的曙光，看到了我们同胞的真善美，同时也看到了那些无耻的没有道德定律的人，在灾难面前，他们是如何的狼狈不堪，他们尴尬得无地自容！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对他们不满的同时送上祝福，祝福怕死的人和不怕死的人，祝福健在的人和逝去的人！祝福所有需要祝福的人!愿上天保佑世间的同胞都平安无事！在祷告的同时，愿官方能为在大火中远行了的天使举行悼念活动（即使以前从来没有过），比如建一座纪念馆，焚烧一根香、烧一叠纸钱……

　　愿人民的公仆睁大迷离的眼睛，不要让诸如克拉玛依大火，洛阳大火、衡阳大火，汕头大火的悲剧重演，建设和谐繁荣的社会主义事业不需要熊熊的大火，只要心中有股朝天的热火就足够了。

　　我们微如芥末的生命虽然是来自偶然，既然来了，我们就是这个蓝色星球上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一员，人人都有责任把偶然的因素而导致生命消逝的几率降到最低点，愿人人都为尚在人世的灵魂（包括你们和我们）而做点善举，比如室内的安全门不要紧锁，多派几个保安看门；不要让舞台的纱幕靠近灼热的灯光；不要在人多物杂的地方吸烟……天堂没有熊熊的大火，人间也不应该有。如果有，而且有两股熊熊的大火——在我心中，那就送一股给逝去的天使，温暖他们寒冷的身躯；再把另外一股卖掉，然后买回几朵风信子，让人们的心灵饱餐一顿……

　　这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2006-12-8

[人物]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幕后“新闻”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1101/xw/200711010001.asp

南方周末　 　2007-11-01 15:07:33

　　■高端访谈　　
　　
　　□本报特约撰稿　赵华　　
　　
　　他曾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掌舵者，在他任内出现了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他曾
是舆论监督的倡导者，也是风险新闻的审查者。他推行央视历史上最重要的新闻改革，
也因此承受不可言说的压力。现在，他是一位轻松安然的古稀老人。
　　
　　当台长：“人家服气不服气？”

　　记者：您当年是怎么到中央电视台的？

　　杨伟光：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到中央广播电台当编辑、记者、部主任，然后
到副台长，主管新闻。1985年7月份，广电部副部长找我，说决定你到中央电视台管新
闻。我说我对广播已经很熟了，但我对电视得重新学习。我说我的同学就在中央电视台
，他们还没当副台长，就担心从广播里调一个人去，人家服气不服气。上级意思就是电
视现在正在发展，很需要人，你还是过去吧。我这个人是党员，从来不讲价钱，他说过
去就过去了。

　　记者：您刚到电视台做了些什么？

　　杨伟光：我们很小心，过来以后不能随便乱讲话。两个月后写了改进电视新闻的报
告。一个就是要贯彻新、快、广泛性，那时候新闻太慢，下午三点一些活动结束以后记
者不回台里，回家了。我说应该活动结束了回来编当天的新闻，他们说没关系，广播就
是声音，就是文字，我第二天播出是有形象的，还是有人看。我说如果你有声音又有图
象，比别人先播出不是更好？为什么要等第二天？1992年，实际是电视新闻逐步按规律
有所突破，但是还不算深度改革，真正的改革是从 1993年开始的。
　　
　　1993年前的新闻突破：“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那1993年之前中央电视台做了哪些突破的事情？

　　杨伟光：从1985年到1992年，新闻改革上有一些亮点，当时全社会影响很大。第一
个是关于美国的挑战者号升空爆炸。按照我们以往编排，都是先国内后国外，这是一个
规律，领导的位置放在前头，现在还是这样。但当时拿到这个新闻以后，编了六分钟，
怎么放？各种意见都有，最后我们决定就放头条，而且六分钟，后面是李鹏表示悼念。
当时觉得试一试，看看反映怎么样。结果社会上反响强烈，也有说这个国外事件怎么放
前头？但是整个新闻界认为干得好，领导也认为可以。有些人说这是中央台新闻改革一
个很重要的标志。

　　记者：为什么后来很少见到《新闻联播》这样编排？

　　杨伟光：后来也有，但是没有那么轰动。记者：还有什么轰动的事呢？杨伟光：再
就是1987年3月份，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当时正是反自由化，国际上认为中国倒退，当
时中央领导决定，利用这个会议解疑释惑，所以安排了八次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是报
道组副组长，说杨伟光你看看怎么办？我们就提了一个方案，把八次座谈会现场录制剪
辑播出，那是很大胆的。当然马副部长(编者注：马庆雄，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通过了，
艾部长通过了，然后拿到人大，人大激烈地争论，说那怎么行？实况剪辑播出，不得了
。我说对领导同志现场的回答内容，加以整理，修理，然后领导看，第二天发。那跟以
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内可以不让人知道，但是外国人最尖锐的问题人家广播会放头条
。那次有些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说一些记者问彭真，中国分改革派和保守派，彭真
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这个当时也播出了么？

　　杨伟光：播出了。主要是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焦点访谈》：“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

　　记者：为什么说电视新闻改革是从1993年真正开始？杨伟光：1992年底，那时候中
宣部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有一天新闻局的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领导要求抓
一些热点问题，重大的热点问题，要群众去发表意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心态。
对热点问题，我们过去有《观察与思考》，属于揭示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几起几落
，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自由一点，出来反映情况，稍微紧张一点就挨批。1989年的时候就
是挨批阶段，不敢谈问题了。到1992年底我想这些热点问题很难，如果这次是中央的一
个决策的话，光这么说不行，你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给所有的新闻界，我是根据你
的来做。结果1993年春天中宣部发了报告，里面把这个写到了。

　　记者：《东方时空》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来的么？

　　杨伟光：对。他们先录了一个叫《新太阳》的节目。我说你们的“新太阳”不好，
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我说不行。孙玉胜非常坚持，说这个好，说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说有这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
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最后我说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后来提
出一个“东方时空”，我说就这个吧。当时为什么说《东方时空》不能在黄金时间播出
？因为早上看电视的人少，即使有问题也影响不大。

　　记者：一年以后又有了《焦点访谈》，观众们在那个时期感到了一种新气象。

　　杨伟光：那时候我们《新闻联播》后面有个15分钟的专栏节目，是好几个部门做的
，社教、军事什么的，时好时坏，收视率很低，广告也没有多少。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
把热点节目放在《新闻联播》后面？后来就是《焦点访谈》。

　　记者：《焦点访谈》出来后内部反应如何？

　　杨伟光：出来以后不断有些小毛病，后来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对怎么办好《
焦点访谈》进行总结。第一，必须实事求是，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要与人为善，报道
这个东西不是出难题，是解决问题；第三个要连续报道，你既然揭露这个问题，人家不
理你，这样社会效果不好，尽可能有结果；第四个，对一个地方不要过分集中，一个礼
拜搞两三个，受不了；第五个，中央开会的时候，节目不要点哪个人的名，这个很重要
。如果那天点他，那是很难过，特别怕领导同志第二天讲话的时候说，昨天《焦点访谈
》什么什么，那样不好。
　　
　　《新闻调查》：“说明那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

　　记者：看起来当初《焦点访谈》的路子还是对的，而且一直走到今天。

　　杨伟光：《焦点访谈》出来以后，很轰动，领导群众都关心。到了1996年，我想我
们还是没有一个深度的评论性的节目，要有像美国《新闻60分钟》这样的节目，这样才
算改革差不多了。后来《新闻调查》方案就这么定了，然后开始操作。

　　记者：《新闻调查》节目曾经非常受欢迎，但现在也面临尴尬，有些老百姓最关心
的社会问题，可现在舆论监督节目的成活率只有50％，这对《新闻调查》来说成本特别
高，风险特别大。

　　杨伟光：这看你分析得好不好。我的体会，而且我认为很多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来讲
，而在于你怎么样讲。真正不能出题的很少，那是你把握不好。你们现在能有 50％，
毕竟还是50％，说明你那个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能奔着80％、90％。

　　记者：1990年代前期的时候，那时《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报道比例达到三分之二
以上，现在退得厉害，《新闻调查》也退得厉害，时代发展了，舆论监督反倒越弱了么？

　　杨伟光：当时抓社会问题，因为《新闻调查》一个礼拜才一次，矛头指向性不一定
是哪个领导哪个单位，确实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焦点”有时候也是，做一点社会
问题。现在有的省委书记、省长就怕查出来什么问题，影响他们再升官，影响他们的官
位。

　　记者：您觉得目前做哪些选题更好？

　　杨伟光：还是要多发现社会问题，比如现在儿童教育有很多问题。一种是小皇帝谁
都不能动，贾宝玉一样，贾母全包了。一种是望子成龙，什么家庭教师乱七八糟，你们
能分析一下很好。还有我们的浪费现在太大。你找找浪费现象，做做题目看看。这个肯
定能播。

　　记者：《新闻调查》以前有一段时间做鸿篇巨制较多，例如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命题，不知道这种选题是否来自您的趣味，还是栏目自己的选题？

　　杨伟光：你刚才讲的这些题目，让我选的话我不选。让杂志去登。
　　
　　《实话实说》：“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

　　记者：从1992年到1996的新闻改革，主要是来自您个人的想法么？

　　杨伟光：我觉得客观上是这样。如果不是我当台长不一定有这个创新。因为很难的
。我自己很注意把握。我讲“度”，我不激进，太激进非出事不可。还一个，我很多思
想很多观点是得到丁关根的支持的，我跟他们汇报，他们认为很好。

　　记者：在实现您的这些设想时，当时有哪些困惑或者压力？

　　杨伟光：很难。做节目总体上我这样把握，因为我们每年不会干很多事，改革的事
情都是我亲自操作的，特别是新闻，我的本行，我的优势。我长期形成追求的东西，但
是我不是一个晚上就完成，我是一步一步走。这些改革里面，惟一不是我提出来的是《
实话实说》。我提的是《新闻调查》，1996年的《新闻调查》。如果说我完成整个新闻
改革逐步的深入，那么《新闻调查》是到了一个高峰。后来有人弄了一个《实话实说》
，播了几期以后出毛病了，不是大毛病，小毛病，但是很伤感情。有一个例子，有个小
孩，崔永元问他，长大以后什么理想？他说长大以后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这本来也可以
，结果崔永元问他，北京大学也还可以。这一句话观众不干了，当然哈佛是世界著名大
学，观众觉得这样瞧不起自己，一下来火气。我说你们注意一下别伤民族感情的，虽然
不是政治问题。第二次又出了也是同类问题，第三次又出，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
我说的都无所谓？！我说这样，《实话实说》节目不播了，先总结经验，一个月没有播
，有人传了一个消息，说《实话实说》因为乱说，某个中央领导有意见，停了，实际跟
他没有关系。
　　
　　新闻观：“太兴奋了会把事情做坏，太担心了也会把事情做坏”

　　记者：您当台长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来自公关的压力，把某个节目毙了？

　　杨伟光：我不是没有枪毙过节目，我枪毙过。一个时期，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
，不然为什么要审查？最典型的一次，克拉玛依大火死了一些小孩，我看完这个节目，
节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我说克拉玛依的群众情绪躁动得很厉害，我说这个节目播
了以后，是会对当地群众情绪的一种平息，还是火上浇油？如果火上浇油的话，就不能
播，如果能平息他们的情绪，不会闹事那就可以。问题是那边已经白热化了，你现在播
了这个，会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友愤怒起来以后，向领导施加压力。结果那记者哭
着抬不起头。三天以后，中宣部发出正式通知，克拉玛依有关报道不要再报，局势很不
稳定。大家说杨台把节目压了是对的。